金融高层频谈金融风险释放 房地产泡沫是最大“灰犀牛”

金融高层频谈金融风险 释放什么信号？

作者： 杜川

金融安全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8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求是》刊文称，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供需两端、国内外两个市场同时承压，金融体系势必遇到很大困难。

值得注意的是，近一段时间，围绕银行保险业公司治理与金融稳定、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等内容，金融领域官员纷纷对外发声。

8月1日，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在《中国金融》撰文称“公司治理作为企业改革的重要内容仍需加强”；7月15日，银保监会副主席梁涛指出，必须下大力气加强股权管理、规范股东行为；包商银行接管组组长周学东近日也撰文表示，中小银行的风险背后的根源在于公司治理失灵，以及与之相关的金融腐败和违法犯罪，应从关键点入手，探索建立规范有效的中小银行公司治理机制。

三年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重大成效，金融体系韧性明显增强，不仅成功避免了风险隐患向金融危机演变，也为应对各种复杂局面创造了宝贵的政策空间和回旋余地。

2017年至2019年，银行业向实体经济提供的信贷资金和债券投资年均增速分别高达12.1%和13.9%。而资产年均增速只有7.7%，不及2008年至2016年的一半，相当于向实体经济多投入64万亿元资金的同时，银行业资产少扩张88万亿元。保险业激进的投资理财型业务得到遏制，寿险业务的中短期保费占比从31%的历史高点降至4%。企业部门杠杆率稳中有降，居民和政府部门杠杆率增速放缓。宏观杠杆率扭转了2008年至2016年年均上升10多个百分点的势头，最近三年总体稳定在250%左右。

市场普遍关注，下半年强监管节奏如何持续？整治重点又将在哪些方面推进？

问题机构风险处置“精准施策”

随着蒙商银行完成设立，包商银行处置基本尘埃落定。

谈及包商银行的接管始末，周学东近日在《中国金融》撰文剖析包商银行“六宗罪”时指出，包商银行的风险根源在于公司治理全面失灵，包括：党的领导缺失、大股东操纵股东大会、董事会形同虚设、监事会监督职能弱化、管理层凌驾于制度之上、监管失效等。

而包括包商银行在内的多家问题金融机构风险处置是近年来市场关注的一个焦点，在这方面的相关工作也明显加速。

7月17日，银保监会一口气对8家金融机构进行接管。从公告内容看，8家机构公司治理存漏洞、经营管理不规范、风险控制不到位等共性问题突出，股权结构和股东行为深刻影响着公司治理结构和公司治理的有效性。

谈及股权管理，梁涛表示，股东股权和关联交易方面的问题是近年来中小银行保险机构乱象丛生的根源。梁涛举例称，部分股东以信贷、理财或保险资金入股机构，甚至出资后又通过关联交易、违规质押、反担保等方式变相抽逃资本，形成虚假出资。股权代持和隐形股东现象在中小机构中较为严重，很多股东通过设计高度复杂且频繁变更的股权结构，刻意隐藏实际控制人、隐瞒关联关系，实现规避监管和幕后操纵银行保险机构的目的。

周小川近日也在《中国金融》撰文指出，华信系、安邦系等，包括正在“瘦身”的海航集团，从公司治理的角度看，它们的高速膨胀明显存在巨大的缺陷：公司管理上没有公司治理的基本架构，或者有也不发挥作用，很多都没有正常决策程序，都由少数人、家族中几个人或领头人说了算；财务上没有内审机构，也没有正常外部审计，各种会计科目随意挪用或乱用等等。

问题机构的风险处置仍需创造性推动。从当下情况来看，高风险机构区域集中度高等问题依然突出。基于此，下大力气加强股权管理、及时处置不同类型机构风险成为监管重点。

郭树清强调，针对不同风险的机构，精准有效施策。对高风险金融集团，依照既定方案和分工依法依规处置。比如，对农村金融机构，坚持县域法人地位总体稳定，鼓励采用多种方式补充资本、引进战略投资者。对城商行和信托等地方法人机构，支持省级政府制定并实施处置方案，金融管理部门加强专业指导。

房地产泡沫是最大“灰犀牛”

在实际监管过程中，近年来，监管部门多项措施摁住隐患重重的风险苗头。

房地产泡沫是威胁金融安全的最大“灰犀牛”。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根据“房住不炒”和“一城一策”精神，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严防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

“房地产金融化泡沫化势头得到遏制。”郭树清指出，2019年与2016年相比，房地产贷款增速下降12个百分点，新增房地产贷款占全部新增贷款的比重下降10个百分点。既满足房地产行业平稳发展的正常需要，又避免因资金过度集中出现更大风险。

对于房地产金融政策，央行在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强调，牢牢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坚持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坚持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保持房地产金融政策的连续性、一致性、稳定性，实施好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

针对市场关注的P2P风险处置，经过集中整治，互联网金融领域风险形势明显好转，过去“遍地开花”的乱象得到整治。

郭树清表示，目前一大批违法开办的互联网理财、保险、证券、基金和代币机构被取缔，全国实际运营P2P网贷机构，由高峰时期约5000家压降至2020年6月末的29家，借贷规模及参与人数连续24个月下降。

严监管仍不可松

严监管背景下，银行保险业市场乱象和违法违规行为高发势头得到了有效遏制，金融资产盲目扩张得到根本扭转，影子银行风险持续收敛，不良资产认定和处置也在大步推进。

不过，依然需要看到部分领域“顽疾”尚存，疫情后金融领域也出现了新的重大挑战。

“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本来就面临老龄化加快、储蓄率下降、资源环境约束增强等诸多困难。百年不遇的特大疫情直接造成一季度增长深度下跌，尽管二季度恢复正增长，但是近中期发展仍然面临许多不确定性因素。”郭树清指出，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供需两端、国内外两个市场同时承压，金融体系势必遇到很大困难。

比如，在资金面宽松背景下，企业、居民、政府都可能增加债务。利率下行一致性预期强化后，有可能助长杠杆交易和投机行为，催生新一轮资产泡沫。一些地方的房地产价格开始反弹，金融资源有可能再次向高风险领域集中。信用较差的借款人可能借延期还款等优惠政策恶意逃废债务，结构复杂的高风险影子银行也容易卷土重来。

针对此，面对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郭树清强调，要切实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既要“稳定大局、统筹协调”，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质效，推动经济发展尽快步入正常轨道；又要“分类施策、精准拆弹”，有序处置重点领域突出风险，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从现阶段来看，做好以下工作尤为重要：全力推动国民经济恢复正常循环，加快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尽最大可能提早处置不良资产，防止高风险影子银行反弹回潮等，及时处置不同类型机构风险，稳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

受疫情冲击影响，金融资产劣变风险加大。针对当前不良资产持续攀升的状况，银保监会新闻发言人此前称，必须做好不良贷款可能大幅反弹的应对准备，严格按规定确定资产分类，符合不良标准的必须划为不良，实质承担信用风险的其他表内外资产也应执行分类标准。这意味着，违规掩盖不良资产仍将是未来监管的关注重点。

“尽最大可能提早处置不良资产。”郭树清称，信用风险是金融业最基础的风险，有毒资产是必须下决心切除的病灶，掩盖拖延只会贻误治疗，最终带来严重后果。金融机构要采取更审慎的财务会计制度，做实资产分类，充分暴露不良资产。日常监管上，不简单将不良率上升作为评判标准。要利用拨备监管要求下调腾出的财务空间，加大不良资产处置。制定切合实际的收入和利润计划，增加拨备计提和资本补充。疏通不良资产处置的政策堵点，为提高金融体系稳健性创造更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