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邦“无间道”：日本偷情报有一套

韩国“情报贩子”

向日出卖情报

韩国检方透露，洪某(67岁)1984年进入韩国国军情报司令部，2002年正式退役，曾因功获得“报国勋章”。退役后，他来到某邻国，表面上是东方贸易公司总经理，其实仍受命于韩国国家情报院和国军机务司令部(今军事安保支援司令部)从事谍报活动，代号“黑龙”。正当洪某以为一切都天衣无缝时，殊不知邻国安全部门早就盯上他，将他逮捕审讯。被释放回国后，习惯赚“情报钱”的洪某没有收手，找到昔日同僚黄某(59岁)，黄某见钱起意，答应合伙干新的情报生意。

从2015年起，仍在国军情报司令部工作的黄某调取军事机密查询终端(DITS)里的多份机密文件，从洪某那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然而俗话说“伸手必被捉”，由于黄某和洪某往来频繁，负责内卫的韩国国家情报院有所察觉，通过跟踪监视和电话监听，挖出洪某转手情报的下家居然是日本驻韩武官A某，以及洪某的助手李某。李某的身份有些特殊，他早年“脱北”来到韩国，后来进入“北方(指朝鲜)战略情报支援中心”。洪某对他很器重，需要这个“朝鲜通”鉴别情报价值。况且洪某不擅用电脑，正好请谙熟此道的李某将机密文件重新输入电脑，伪装成普通文件掩人耳目。

2017年2月，洪某从黄某那里拿到一份标有“三级机密”的文件复印稿，洪某将文件手抄一份交给李某，让他打印出来。李某整理好文件，重新命名为“交易合同”，用电子邮件发给洪某。第二天，洪某在首尔一家日式餐厅与A某约谈，转交文件。检方录音证据显示，洪某说：“你尽管放心，资料已精心伪装好了。”

可笑的是，洪某没料到“家贼难防”，他信任的李某早就把经过手的20份机密文件转卖给另一名日本外交官B某，拿到400万韩元报酬。李某还灵机一动，将他工作的服务中心定期发表的《朝鲜局势分析报告》进行再加工，也标价卖给日本外交官。日本还与李某签订一份秘密合同，内容是“将提供的机密资料分为SS级和S级进行评估，并分等级付钱”。接受检方调查时，李某辩解自己是在洪某介绍下才结识日本外交官，而且自己提供的都是“变通再加工的情报”，称不上机密。

情报涵盖韩朝

以及周边国家

判决书显示，2015年到2017年，黄某共窃取109件机密文件，洪某和李某向日本外交人员贩卖74件机密文件，其中洪某累计获得酬劳1920万韩元。日本对这些“货”很欣赏，武官A某经常对洪某嘘寒问暖，每次见面都主动送些“辛苦费”。

从公开信息看，日本买来的情报不仅涉及朝鲜，还涵盖韩国本身以及周边国家，按照韩国定密级别都属于三级甚至二级机密。比如涉朝方面，洪某等人所卖情报有关于朝鲜军政动向的，而且附带有韩国应对措施和预案，还有韩国国家情报院驻外机构通过特殊渠道弄来的情报，像“第三国情报机构分析的A国军队现代化动向”“A国分析的朝鲜潜地导弹开发及运用可能性”等。日本拿到这些情报，不仅能获得直接效应，更能顺藤摸瓜，识破韩国在海外的情报网和获密渠道，只需公开这些文件，就足以让韩国与被窃密国家发生外交摩擦。

目前，韩国外交部已按照《维也纳公约》有关“外交官豁免准则”等程序，向日本外务省通报相关案情，并要求日本立即停止在韩国的非法情报搜集活动。可日本是否接受，恐怕没人抱以乐观态度。

实际上，日本从未忽视韩国作为侦察朝鲜及其他东北亚国家的“桥头堡”的价值。尤其是朝鲜进行第四和第五次核试验的2016年后，日本驻韩国大使馆收集朝鲜半岛情报的行为达到顶峰。

一名前韩国情报官员说：“日本收集韩朝情报的历史由来已久。从他们的立场出发，无论历史还是现实，韩朝都是非常敏感的国家，不仅需要高级情报，也需要全方位的情报。过去朴正熙、全斗焕政权时期，只要稍有身份的韩朝人士去日本，尤其是政治避难者，都会被日本情报机构盯上，百般利诱威逼。”

神秘“周四聚会”

共同分享情报

韩国《时事周刊》指出，首尔外交界有个广为人知的“星期四聚会”，即日本大使馆每周四16时举行媒体交流会，日本大使等官员都会出席，但只邀请在韩国的日本人，哪怕是入职日本媒体的韩国记者也不邀请。聚会中，日本大使会详细介绍朝鲜半岛主要局势和韩国国内政治圈动向，记者们也会分享一周采访来的内容，探讨其中奥妙。在这个“星期四聚会”上形成的报告，无疑对日本修正半岛政策有巨大帮助。

事实上，在首尔的各国外交和情报人士对“星期四聚会”充满兴趣，总想找机会打进去。而日本大使馆非常注意保密防谍，据说因为偶然听到一次聚会录音里出现异样的咳嗽声，甚至一度将聚会场所转移。

除了记者，日本派驻国外企业的工作人员也具有“情报潜质”，比如日本驻韩国公司热衷搜集韩国证券市场信息并加以分析，向国内汇报。堪与“星期四聚会”媲美的日本在韩经济界人士聚会在每月第二周的周三举行，地点是首尔市政府旁的新闻中心八楼“首尔日本人会”。日本大使是名誉会长，他基本每次都来，分享信息自然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