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行长副行长等连续发声 释放六大政策信号

央行高层连续发声 释放六大政策信号

作者：杨志锦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范一飞10月12日在《中国金融》发表署名文章《谱写新时代金融信息化发展新篇章》。范一飞表示，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金融业应加快数字化转型、加大数字金融发展的步伐。

此前几天，央行行长易纲及副行长陈雨露分别发表署名文章《金融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金融改革发展》，释放重磅政策信号。

按照安排，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同时“十四五”开局在即。三篇文章既回顾过往，也对“十四五”做出规划安排。

易纲表示，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就要求货币政策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完善跨周期设计和调节，更加注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效益，促进经济金融良性循环，提升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

据梳理整合，三篇文章释放以下重大政策信号：

1、货币政策与“潜在产出”挂钩

关于货币政策，易纲表示，需要根据经济金融形势变化，科学把握货币政策力度，既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促进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又坚决不搞“大水漫灌”，将经济保持在潜在产出附近，减少经济波动。

物价稳定是央行长期关注的目标，金融稳定是这些年新的关注点。但是，将货币政策和“潜在产出”挂钩，这是一个新现象，背后隐含了货币政策方向的重要信号。

潜在产出一般是指潜在GDP。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实际产出和潜在产出经常会出现不一致，这种不一致被称作产出缺口。

易纲去年在《求是》杂志发文谈到相关问题时指出，人口老龄化将导致潜在经济增长和生产率增长减缓，储蓄增加、消费和价格水平降低；技术进步也会导致价格水平下降，经济全球化的程度对劳动力成本下降也有重要影响。但这些因素都不是货币政策和低利率所能改变的。若因宽松货币政策而降低改革和调整的动力，反而会延误问题的解决。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认为，近10年中国经济增速的回落是增长阶段的转换。“2020年到2025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基本上在6%以下，在5%到6%之间。我们经历的增长阶段的转换是符合规律的，下一步中国经济潜在的增长率是在6%以下。”

如果“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是5%-6%，那么货币政策一方面要使实际增速维持在潜在增长率附近，但不能指望通过货币政策过度刺激使经济增速回到6%以上甚至更高。

陈雨露也表示，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既积极支持经济发展，又防止货币超发导致通货膨胀、债务扩张和资产泡沫等问题，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长期稳定的货币金融环境。

中金公司首席宏观分析师张文朗表示，在经济复苏动能仍存、经济下行风险不大的背景下，短期内货币政策或维持中性，但由于财政支出的季节性改善，银行间流动性或有改善。

2、极端情况下，中国金融网络稳定运行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近期美国在贸易、科技领域发起的诸多摩擦，以及在金融领域出台限制性措施的潜在风险的上升，让市场开始关注未来争端向金融领域延伸的可能性。

范一飞指出，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新兴技术层出不穷，对我国网络安全提出严峻挑战。比如外部形势方面，中美关系复杂严峻、信息技术供应链安全存在巨大风险，极端情况下将严重影响我国金融网络和信息系统稳定运行。

对此，范一飞表示，要加强金融网络安全政策、技术、形势等研究，打造金融网络安全管理专业团队，深入开展网络安全攻防对抗演练，建设跨行业、全局性安全态势感知与信息共享平台，构建金融网络安全风险联防联控机制。

3、数字金融应全面提升金融风险管理的科学性、精准性、预见性

当前，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催生大量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印发《数字中国建设发展进程报告（2019年）》称，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保持快速增长，质量效益明显提升，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到35.8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达到36.2%，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67.7%。

范一飞认为，数字经济是肌体，数字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数字经济需要数字金融支持经济布局和结构优化。数字金融应及时发现有关领域的痛点和堵点，把更多的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范一飞指出，数字经济促使不同业务相互关联渗透，使金融风险传染性更强、传播速度更快、隐蔽性更高，为此，数字金融应全面提升金融风险管理的科学性、精准性、预见性。

4、金融科技引领的金融业集成创新将成为第四次金融革命的突出特征

陈雨露认为，当前第四次工业革命赋予了金融业新的历史责任，金融科技引领的金融业集成创新将成为第四次金融革命的突出特征。

具体而言，金融体系能否完成支持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历史使命，金融变革怎样支持实体经济创新发展，是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也是我国能否从金融大国稳步迈向金融强国的关键。特别是需要加强问题导向，通过集成创新，综合支持头部创新型企业，完善科技战略博弈过程中的融资支持和综合金融服务体系。

此前三次革命分别是：

以现代商业银行为特征的第一次金融革命为第一次工业大革命提供了大资金支持；

以现代投资银行为特征的第二次金融革命为第二次工业革命重构了资本基石；

以创业投资体系为特征的第三次金融革命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缔造了新的推动力量。

5、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科创金融体系

陈雨露认为，考虑到我国金融改革发展的历史逻辑和现实条件，为适应“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动金融业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当前仍需要关注若干重点问题。

其中一方面为，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科创金融体系。支持金融机构按科技创新生命周期规律，为科技创新企业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加快培育形成各具特色、充满活力、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的创业投资机构体系。多渠道拓宽创业投资资金来源。充分发挥主板、科创板、中小企业板、创业板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功能，畅通创业投资市场化退出渠道。

此外，以重点突破带动全局，探索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分布式数据库等新兴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安全应用，支持金融机构合理运用金融科技手段提升金融服务质量与效率。

6、问题机构的股东必须首先承担损失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需要压实金融机构、地方政府和金融管理部门的责任。具体来说，金融机构要强化主体责任，地方政府要强化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和维稳第一责任，金融管理部门要强化监管责任。

其中，金融机构的职责是，一手抓服务实体经济，一手抓风险化解，克服顺周期思维，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民营企业信贷投放力度，对产品有市场、有效益、管理好但资金紧张的企业积极予以信贷支持，与实体经济同舟共济；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完善公司治理，加强内部管理，强化激励约束机制，鼓励担当、创新和风控，对真正支持实体经济的要加大奖励力度。

易纲表示，当前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谈及其中的经验，其中一条为，出现重大金融风险后，问题机构的股东必须首先承担损失，股东权益清零后依然存在缺口的，由相关大额债权人依法分摊。针对金融市场一度存在的“金融牌照信仰”“规模信仰”等问题，对于严重资不抵债的机构，坚决依法实施市场退出，严肃市场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