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有坐牢吗「如果溥仪不被赶出皇宫」

袁世凯乃至后来的冯国璋、徐世昌，都把逊清皇室当作自己的“提款机”。

文／刘江华

出大事了。1931年11月10日，“九一八”事变爆发不久，溥仪英文教师、英国在威海租借地的末代总督庄士敦，在上海出席太平洋会议后，前往南京。他在南京接到一个紧急通知，民国政府财政部长、代理外交部长宋子文要见他。接见中，宋子文告诉庄士敦，溥仪处于危险中，希望庄士敦前往天津，劝说溥仪不要去东北投靠日本人。

对于宋子文这番苦口婆心的规劝，庄士敦并没有领情，而是一口回绝。

庄士敦的拒绝，是目睹逊清皇室讨要优待岁费的辛酸往事后的反应。在他所著的《紫禁城的黄昏》中，他就写道：“皇室卑躬屈膝地乞求民国政府，付给它已过期的本应分期偿付的津贴，因而一再将自己置于屈辱和可耻的境地。”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等接受《清室优待条件》，同意清帝溥仪退位，政权让渡于民国政府。《清室优待条件》第二款规定：“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岁用四百万两，俟改铸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圆。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

但除民国元年外，民国政府实际上从未按时、足额拨解过优待岁费。其总体拨付情况，1920年3月17日，逊清皇室总管内务府大臣世续在给民国总统徐世昌的信中说：“自民国二年（1913年）以来，优待岁费财政部每年所拨，仅及十之五六。”世续于1921年病逝。根据笔者的统计，如果将此后的4年计算入内，从1912年至1924年，民国政府的实际支付率不及四成。

《清内务府档案文献汇编》收录了1916年至1920年间逊清皇室内务府写给民国总统、财政总长、财政部等请拨优待岁费的公函底稿。根据这些档案，至1916年5月，民国政府所欠的岁费已达601.8万余两。1916年6月，袁世凯去世后，拨款状况更趋恶化，以至于逊清皇室内务府1918年10月19日在给民国财政总长张岱杉等人的信中诉苦：“累年积欠为数竟逾千万”。

据统计，从1912年至1924年这13年间，民国政府应拨给逊清皇室优待岁费5200（两）元，而所欠的优待岁费为3198万余两（元），欠付率为61.5%。也就是说，民国政府的拨付率只有38.5%，不及四成。

更有甚者，财政部所拨付的并非全为白银或银元，还搭放债券、纸币、国库券等。总管内务府大臣绍英，在1920年5月7日的日记中就抱怨：“（财政部）以债票一半、国库券一半归还（旧欠）”。内务府也于同年3月写信告诉总统徐世昌，财政部用纸币支付岁费，而由于民国政府信用不佳，以致纸币只能打折兑现，“辗转剥削，每月所得较应得之数不过十之二三”。

民国政府拖欠优待岁费，一个重要原因是民初政府收入有限而支出浩繁，财政极为艰窘。曾为《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的莫理循写道：“袁世凯北京政府1913年前六个月的财政收入为5100万元，而财政支出却多达16800万元，亏缺11700万元。”袁世凯时期曾担任过财政部次长、国务总理的梁士诒也曾说过：“至民国二年（1913年）度预算案，……不敷者为15376万余元。”

从1912年到1924年民国初年的北京政府，短短13年，先后更替了6任总统：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黎元洪和曹锟。袁世凯时期，由于武力足以统辖各省，地方解款得以恢复，中央财政情况稍好。袁世凯去世后，直系、皖系、奉系军阀割据，中央基本失去了对各省控制，不但各省解款无望，而且中央专款也多被截留。雪上加霜，内战频仍，阻碍了全国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从1912年至1922年间，各军阀之间的内战达179次之多，使得地方解款更少、中央财政日益竭蹶。

辛亥革命诞生了中华民国，清朝皇帝宣统帝溥仪于1912年2月12日颁布《宣统帝退位诏书》，大清帝国宣告结束。

档案表明，尽管民国政府拖欠着巨额优待岁费，但包括袁世凯乃至后来的冯国璋、徐世昌，都把逊清皇室当作自己的“提款机”。

1921年3月，北洋政府整理内国公债，规定每100元民国元年公债票换40元整理公债六厘新债票。这次整理，就涉及到逊清皇室手中所持有的“爱国公债”和“特种债票”。这些债票，是清帝退位前，隆裕太后拿出宫中内帑白银161万两、黄金16万两作为军饷，向袁世凯内阁开支而换来的。袁世凯当上总统后，换成了“民国元年公债”。至于具体数额，据1920年6月内务府给总统徐世昌、总理靳云鹏的公函，高达1016万元。

专家研究表明，由于发行基金不稳，民国元年公债的还本、付息情况成为整个北洋政府时期最为糟糕的公债之一。通过到处挪借，利息总算能勉强支付，但自1913年发行后到1921年初从未还本。发行或出售价格均在四折以内，至于已领过两三次利息的债票，更是低至二折以内。

袁世凯执政期间，民国政府应付给逊清皇室的公债利息已高达“三百六十余万元之多”。袁政府在同意将爱国公债等换成民国元年公债的同时，要求逊清皇室免除三百六十多万的利息。无奈之下，逊清皇室只好忍痛答应，“以牺牲已往或可保存将来”。

未料仅仅过了几年，民国政府即出尔反尔，要将这批公债按每100元旧票换40元新票的比率折换。果真如此，逊清皇室手中的千万元民国公债票只能换到400万元新债票。此前已无奈被扣掉了360万元的利息，如今无端又被砍掉600万元、换成价值未定的400万元债票。一来一去，逊清皇室损失近千万元，切实成了袁世凯的“提款机”。难怪世续等在信中向徐世昌哀告：“辗转亏耗损失，几至无余……无论皇室不能堪此痛苦。”

袁世凯之外，冯国璋、徐世昌也无不如此。《绍英日记》1918年5月12日记载，冯国璋曾向逊清皇室借款300万元。冯国璋借此巨款，是为了竞选总统，与段祺瑞所组织的“安福系”相抗衡，最终是否归还就不得而知。

据溥仪《我的前半生》，徐世昌也曾向皇室借款，以竞选民国大总统。“冯国璋任总统时，内务府大臣世续让徐世昌拿走了票面总额值三百六十万的优字爱国公债券……徐世昌能当上总统，这笔活动经费起了一定作用。”

《清室优待条件》是逊清皇室获取民国经费的基础性文件，一旦废除，其所享有的政治、经济特权将荡然无存。为了充分保护其利益，几乎与清帝逊位同时，内务府开始运作“《清室优待条件》入宪”之事。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实行帝制。称帝之前，袁世凯与逊清皇室作交易。清室表示拥护袁世凯称帝，声明：“推戴今大总统为中华民国大皇帝……凡我皇室极表赞成。”袁世凯承诺将优待条件写入宪法，于当年冬天亲笔在《清室优待条件》文本上写下一段跋语：“先朝政权，未能保全，仅留尊号，至今耿耿。所有优待条件各节，无论何时断乎不许变更，容当列入宪法。袁世凯志，乙卯孟冬。”

袁世凯很快于1916年6月6日去世，“优待条件”入宪一事因此搁置。袁世凯死后，尽管冯国璋、徐世昌等继任大总统都曾先后表示维持优待条件，但由于军阀割据、政局不稳，皇室更缺乏安全感，推动“优待条件”入宪的意愿更为迫切。

事与愿违，1917年7月的张勋复辟给废止“优待条件”提供了口实，到1922年更是达到一个高潮。据《绍英日记》，仅这年9月至1923年1月，就有议员李燮阳、邓元彭、李纯修、张书元提出取消优待条件，其中李燮阳的提案竟有37人联署。为此，逊清内务府一方面多次开会，“议定设法劝阻缓提议案，以便设法维持”，一方面贿赂曹锟、吴佩孚、京畿司令王怀庆等，“托其关照也”。

更有甚者，为了保住《清室优待条件》，逊清皇室还被议员敲诈。《绍英日记》1922年10月6日记载，陆军中将蒋雁行曾联合议员，以不提议取消优待条件为交换，要求逊清皇室支付150万元。“蒋雁行钩结议员，欲诈取皇室银款，有给款一百五十万元，可不提议取销优待之语。”

堂堂皇室，为了保住优待岁费等，竟然惨遭勒索，难免令人有“昔为刀俎，今为鱼肉”之慨。

为了融洽与民国政府的关系，逊清皇室采取过“和亲”政策，先后提出同袁世凯、徐世昌两任总统联姻。据《醇亲王载沣日记》，1915年11月30日，世续就代表逊清皇室前去向袁世凯提亲，迎娶袁之女儿为皇后。为了笼络逊清皇室以支持其称帝，袁世凯同意联姻，同时又采取了缓兵之计，表示等自己称帝之后再办。只是人算不如天算，在全国一片反对声中，只做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在忧惧交加中因膀胱结石加重而去世。如此，这桩各怀目的、各取所需的政治婚姻才未实现。

1918年9月，徐世昌当选民国总统。徐世昌与清室关系亲近，据其日记，清室对其赏赐前后高达数百次，仅1911年一年就达到35次，他也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每一次赏赐的物品。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当选总统之后，他曾有意向逊帝溥仪请示是否可以出任。其9月15日日记写道：“本拟具折请旨是否准其担任，世中堂（指世续）以为不必具折，代为面奏。”

溥仪一直待在紫禁城里，直到1924年11月被冯玉祥的军队赶出宫，华贵生活的另一面是没有自由。

为了“亲上加亲”，1921年6月20日，总管内务府大臣绍英陪醇亲王载沣前去拜访徐世昌，提议溥仪与徐世昌的女儿联姻。有“水晶狐狸”之称、八面玲珑的徐世昌以联姻后反不利于替清室运作为由，婉言谢绝。徐世昌的解释，得到载沣的理解。出于为尊者讳，关于此事，徐世昌在当天日记中只写了“醇亲王来谈”五个字，对求婚只字不提。

袁世凯、徐世昌等曾为前清重臣，还知道给予逊清皇室相应的尊重。而对于曹锟、张作霖等前清低品级官员而言，对清室的感戴就没有那么强烈了。

1923年10月，曹锟通过贿选当上了总统。清室闻知，马上拍电报祝贺。阴历十月二十是曹锟的生日，清室又赶忙送去无量寿佛一龛等四色礼物作为寿礼，但曹锟无动于衷。无奈之下，清室只得精心挑选出乾隆哥窑瓷、嘉靖青花白地瓷等珍贵古物送去贿赂。曹锟收下后这才对清室表示，一定要认真履行优待条件，尽力保护清室。但风云变幻，1924年10月，曹锟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兵败，不得已宣布辞职，并被囚禁于中南海，保护清室自然也无从谈起了。

1918年，张作霖出任东三省巡阅使。对于这位土匪出身、不按常理出牌的新兴军阀，逊清皇室自然不敢怠慢，当年12月准备赐其匾额。未料，张作霖并不感兴趣。1918年12月9日，绍英趁出席张作霖宴请之机转达皇室意愿，张作霖的回答竟然是“已有人说与过，予已推辞，日后再说罢”。之后再次劝说，张作霖还是不给面子。难怪《绍英日记》整理者张剑评论道：“昔日令人感激涕零的浩荡皇恩，今天在很多人看来只是一种无足轻重的点缀，令人感慨系之。”

甚至像清帝逊位时仅为总兵、1920年出任京畿卫戍司令的王怀庆，清室也不得不加以笼络。紫竹院本是清朝帝后前往颐和园时中途休息的行宫，清帝退位后，为了缓解经费困难，曾于1920年出租部分房屋，每月可得租金洋三百元。1924年6月，逊清皇室为了讨好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依靠王的势力来保护自己，竟把紫竹院行宫送给王怀庆作为私产。

翻阅《清内务府档案文献汇编》《绍英日记》等档案史料及当时的报刊杂志，逊清皇室讨要优待岁费的无力感、屈辱感和挫败感，扑面而来。

1912年到1924年的逊清皇室，可以说充满了无力感。1920年三四月间，民国政府国务会议提出，“以民国八年公债及国库券各半”支付所拖欠的民国优待岁费。民国政府债票和国库券形同废纸，“得之，宛如获石”。果真如此，逊清皇室的损失正如其内务府所说的“此中损失之巨，何止倍蓰”。于是，内务府赶忙于4月24日致信总统徐世昌，表示“万难承认”，希望“按照原定条件，仍以岁支四百万两计算拨付”。

民国政府于1914年2月实施改两为元。按照《清室优待条件》，实施改两为元之前的积欠，确实应该按两发放。但5月7日，民国政府财政部还是通知逊清皇室，所欠的优待岁费将由财政部“发给无利国库证券一半、八年七厘公债票一半”，今后的优待岁费则按照银元拨发。这表明，民国方面并未采纳逊清皇室方面的意见。

民国初期的北京政府，不仅总统、总理更换频繁，财政总长的更换也如走马灯。1920年8月是周自齐，1921年7月改为高凌霨，到了12月份就变成了张岱杉。每一位新总长甚至是财政次长上任，内务府都会发去致贺信函，恳请其按月发放优待岁费。保存至今的《清内务府档案文献汇编》中，“嗣后仍请按月源源接济，无任盼祷”、“务请鼎力维持，俾得按月接济”之类的话语随处可见。民国政府拨款之后，不管多少，逊清皇室还得去信致谢。

翻阅《清内务府档案文献汇编》可以发现：逊清皇室内务府所请拨之款，民国政府几乎没有一次能如数发放，而且讨要过程几近屈辱。

1917年1月，财政部给了逊清皇室一张十万元的银行支票。等皇室去向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兑换时，银行方面表示“未奉到部令、不能垫付”。无奈之下，内务府只好又给财政部写信，恳求其“速饬中、交两银行将前发之支票十万元照数拨给”。

1918年1月，民国政府拖欠岁费“已逾六百万两之巨”、逊清皇室“困难情形，已达极点”。逊清皇室只好去信财政部，恳求无论如何为难也请迅速筹拨一百万圆以济急需，但财政部只给了40万元。

1924年，溥仪被赶出紫禁城后，优待岁费由原来的400万元大幅缩减至50万元。即使如此，民国政府首次发放时只给了8400元，仅相当于应发的两成。难怪一向胆小谨慎的绍英愤怒之下表示要拒领。

这样的轻慢，在清帝退位之前几乎是不可想象。这样的轻慢，在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看来，不啻于一种屈辱：“皇室卑躬屈膝地乞求民国政府，付给它已过期的本应分期偿付的津贴，因而一再将自己置于屈辱和可耻的境地。”

坦率而言，逊清皇室财政艰窘，也有皇室方面花费浩繁的原因。据溥仪《我的前半生》之统计，1924年11月出宫前，宫中“每年开支都在三百六十万两上下”。《清内务府档案文献汇编》等档案表明，皇室每年仅三节（端午节、中秋节、年节）用银即高达一百多万两。1924年在民国未拨任何经费的情况下，7月20日，溥仪买汽车则“用洋八千六百元”，8月15日为捐赈款又要两万元，以致一向忠心耿耿的绍英在日记中抱怨“要款无度，应付为艰”。

由于财政困窘，1922年11月的溥仪大婚费用一减再减，最终用款为银29.1万余元。不到30万元的开销，与花费了1100万两白银的同治婚礼和花费了550万两白银的光绪婚礼相比，实有云泥之别。就是这29万余元中，有19.6万元来自徐世昌、黎元洪、那桐、张作霖等人的私人捐献，民国政府所拨不过10万元。

逊清皇室讨要优待岁费的辛酸往事，无疑给逊帝溥仪留下深刻印象。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派军队强令溥仪搬离紫禁城。逊清皇室虽四处哀告，但终无力回天。这样的挫败感，无疑深深刺痛了年仅十八岁、正值血气方刚的溥仪。伪满初年，溥仪在长春向英国记者解释他出任伪满洲国执政的原因时说：“就个人的理由来讲，我是为了对于民国政府的违约做个亲身的证据而来到了满洲。”

1928年，震惊中外的东陵事件爆发。国民革命军第6军团第12军军长孙殿英，公然命令所部盗掘了位于清东陵的乾隆裕陵和慈禧定陵，将陪葬珠宝等洗劫一空。孙殿英此举，无疑违反了民国政府1912年和1924年两次作出的“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民国酌设卫兵妥为保护”的承诺。

消息传来，溥仪所受的刺激比他自己“被驱逐出宫时还严重”。他发誓“不报此仇，便不是爱新觉罗的子孙”。之后，清室和遗老们分别向蒋介石和平津卫戍司令阎锡山及各报馆发出通电，要求惩办孙殿英，要求当局赔修陵墓，但民国政府最终未予处理。

民国政府的诸般举动，也最终导致逊清皇室与其决裂。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三省，密谋扶持溥仪建立傀儡政权。意识到事件严重性的民国政府，赶忙派国民党监察院委员高友唐专门到天津，劝说溥仪放弃与日本合作，并许以恢复《清室优待条件》、照约拨付优待费等条件。

溥仪断然拒绝，冷笑说：“国民政府早干什么去了？优待条件废了多少年，孙殿英渎犯了我的祖陵，连管也没有管，现在是怕我出去丢蒋介石他们的人吧，这才想起来优待，我这个人是不受什么优待的！”与此同时，张学良、宋子文等民国要人，还纷纷接见庄士敦，希望庄士敦劝说溥仪放弃去满洲的计划。但出于对民国政府的不信任，庄士敦拒绝帮忙。

溥仪与日本合作出卖国家利益之行径，自然不值得称道；而民国政府未能如约拨付优待岁费的举措，同样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