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击新冠疫情的黑科技「加强版新冠疫苗」

助力经济恢复和转型升级动能的新基建，成了3月聚焦市场的热点。3月4日，政治局常委会强调要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这一提法意味着提速中国“新基建”已某种程度地体现了“国家意志”。

“新基建”受官方关注，源于2018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议谈及2019年工作任务时指出，“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3个月后的2019年全国“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要求，“加快5G商用步伐和IPv6（互联网协议第6版）规模部署，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融合应用”。“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表述背后意味着政策支持。

2020年1月3日，开年首次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要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出台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投资支持政策，推进智能、绿色制造”。显而易见，对“新基建”的“投资支持政策”箭在弦上。此后，不少省份政府工作报告把5G网络建设等作为2020年投资重点，竞赛式地公布了33万亿元的投资项目。当然，这不过是计划而已，即使能够引资融资落实，也是在几年间实施。实际年度计划远没那么夸张，可能也就4万亿元多点儿。

加速新基建

部委在行动省区在跟进

近期，工信部多次表示要加快5G商用步伐，制定和优化5G网络建设计划，加快5G基站建设力度。3月6日，工信部召开加快5G发展专题会，研究部署加快5G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

发改委、科技部、工信部等十一个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就推动智能汽车快速发展，中国将利用多种资金渠道，支持智能汽车基础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和产业化、智能交通及智慧城市基础设施重大工程建设等。到2025年，中国标准智能汽车的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基础设施、法规标准、产品监管和网络安全体系基本形成。

近日，为加快人工智能领域人才培养，教育部、发改委、财政部印发《关于“双一流”建设高校促进学科融合加快人工智能领域研究生培养的若干意见》。

按照工信部的规划，我国工业互联网发展将按照“三步走”的战略推进，2025年属于第一个规划期，重点是进行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和平台建设。平安证券指出，工业互联网作为国内“新基建”的代表，也是近年来国家政策引导和发展的重点，行业将进入发展的快车道。该机构预计，行业从网络基础设施到平台再到应用甚至是安全等各环节均将受益。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章俊表示，新基建既能稳投资、稳增长，也符合促创新的政策目标，将为新时期的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动能。新兴技术的普及和新兴产业的涌入对企业转型而言至关重要，而企业转型和劳动力结构的调整所带来居民收入和就业的增长以及消费升级将会反过来再次带动投资的正向增长，预计2020年基建投资将从传统和新兴双角度对经济形成支撑，投资增速大概率维持在4%～5%的水平。

新时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表示，基建投资是2020年稳定经济增长、保障就业的重要方式。今年各地重点建设项目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新基建比重提高，新基建可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向东表示，“新基建”成为各地重点建设项目中的关键词，主要是国家在积极引导基础设施升级改造，特别是在补短板和强弱项方面做到有的放矢，推动新基建项目具有超前引领性的特点，积极抢抓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新兴产业生态的支撑效应，在新动能培育方面领先一步；同时减少对老基建的过度依赖，增加投资的有效性。

2月下旬，上海市公布了2020年重大建设项目清单，这些项目聚焦科技产业、社会民生、生态文明、城市基础设施、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等领域，其中城市基础设施类57项。

3月5日，广东省发改委发布2020年重点建设项目计划，2020年广东共安排省重点项目1230个，总投资5.9万亿元，年度计划投资7000亿元。在广东省此次公布的重点建设项目清单中，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聚焦城际轨道、5G通信等。

另外，浙江、江苏、江西等省公布的基础设施类重点项目清单中，城际轨道、高铁、新型信息通信等已经成为基础设施类中的重点。

华创证券认为，截至目前，已有25个省份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及新型基建，其中21个省份表示将推动5G建设与布局等相关工作。从已发行专项债的项目投向来看，电子信息互联网大数据、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产业园、冷链物流等新基建所占比重已从2019年全年的0.6%（129亿元）显著提升至2020年1月的3.9%（282亿元）与2月的14.8%（347亿元）。

新基建相比旧基建的三大约束

过去十年间，旧基建似乎总是与低效投资、重复建设、挖坑填坑和巨大债务等联系在一起。自2016年金融去杠杆以来，基建投资下滑得非常厉害，但奇怪的是地方政府和全社会的债务却没有少增，房价也没有少涨。当基建的初衷只是为土地财政创造条件与烧钱刺激需求，并没从预算约束和市场效率做通盘考虑，那么通胀和房价泡沫的结果也并不意外。

很显然，人、财、物多重约束下，简单依赖地方举债基建稳增长的政策思路已难以持续，在疫情冲击造成的经济衰退风险之下，要挡住总需求收缩趋势，除货币政策只能为银行流动性护航外，还取决于财政端创造投资和消费需求的能力。实话说，这对地方的实操能力要求着实不低。

对于新基建与旧基建的不同之处，财政部专家库专家、360政企安全集团投资总监唐川指出，因为新基建项目单体的投资体量较小，所以其对地方投资增长的直接贡献有限，但它以新的服务帮助企业提升生产效率，促进地方经济向高质量发展。此外，参与新基建项目建设、运营的公司以民企居多，大力发展新基建也有利于扶持科技型民企的业务发展，保持相对稳定的收益。

与简单的大兴土木和钢筋混凝土积累的旧基建相比，5G、人工智能、大数据中心、特高压、充电桩等七大领域的新基建也有很大的不同，不能完全沿袭过去的投资逻辑。新基建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约束：

第一，资金约束。号称三十几万亿元的新基建建设资金从哪里来？当前为应对疫情已经付出了巨大的政策成本，大量的医疗资源投入，大面积的减税、减免高速公路费等措施，导致财政非常紧张，在地方债务不堪重负的形势下，继续扩大赤字造成的财政悬崖会在短期内造成巨大的通胀压力。而新基建的投资是一种商业周期更长的“迂回生产”，在未对市场形成产出实现盈利前，只有投资资金的货币投入，没有相应形成产出，势必会引发通胀或房产泡沫，社会后果需慎重考量。

第二，规模约束。与大兴土木的旧基建相比，新基建基本上都是相对轻资产投资，很难弥补传统固定资产基建投资形成的规模缺口。即使是几十万个5G基站，也很难与巨大的城市基础设施相比。而且很多高科技项目需要发挥积聚效应，比如大数据中心，并不需要每个地区一个，像三四线县级城市也不需要，因此拉动经济的空间规模并不大。考虑到这些高新技术的产业链特征，其对经济拉动的乘数效应也不如旧基建。

第三，技术约束。新基建对技术要求很高，政府官员如何来进行信息甄别和评估，政府融资出资后，在购买服务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如何在信息高度不对称的环境下防止寻租、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等问题，这些都是由新基建的技术特征引起的问题。

考虑到当下的经济环境，新基建的资金成本和效率将被更严格地核算。“4万亿”投放的2008年，中国GDP不过30万亿元，如今已是百万亿元量级，资金边际效应递减是板上钉钉。具体到基建规模，目前我们的总量已超17万亿元，而2008年只有几万亿元，通过地方投融资平台进行大规模的9.6万亿元新增贷款，实施了“4万亿”。而现在我们的基建每增长10个点，每年需近2万亿元的新增资金来支持。此外，土地财政降温，隐形债务严控，财政赤字和稳杠杆更“亚历山大”，2018年基建投资低增长，2019年回升乏力。如今新基建要发力，资金来源更需挖空心思。

如果靠强投资拉动经济，中国需要的弹药量强度有多大，需要匹配多大规模的信贷投放？我们按照等比分做个简单粗暴的预期，政府可能按现有的经济规模放大出个三四倍的“4万亿”么？结论当然是否定的！即使出于稳经济的考量，中国不得不加杠杆，也必然是审慎和克制的，会顾忌仍在以各种方式扩张的地方债务。这里面必须权衡，因为赤字率的上升可能会导致宏观杠杆率的提升与政府债务率的进一步上扬，而疫情冲击下的财政空间承压也必将掣肘后续新基建。

加速新基建

是抗疫印证了的“理性选择”

行业停摆和企业的危机反应，让我们看到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全民“在线”试验。无论外卖、在线教育、互联网医疗、在线娱乐、远程办公，还是无人配送、智能工厂，不得不说，若非这些年中国持续投资于互联网等新基础设施，面对今天的疫情，中国经济会少很多转圜余地，中国企业也可能有更多损失，中国百姓生活会遭遇更多困厄。新产业新模式缓解了疫情的影响，增强了中国经济的抗冲击能力。

对相当多的企业来说，疫情会成为一道分水岭。无论他们身处传统行业或者已经是互联网经济的一部分，他们将重塑业务流程、商业模式和组织形态。这是看得到的现实。不管是否愿意，适应或者不适应，疫情以极端的方式推动了整个中国经济的“在线”进程。我们完全可以想象，面对办公楼的高租金，很多资金链紧绷的中小型创业企业将在疫情后选择在线办公。这意味着对5G、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基础设施的巨大需求，还可能包括对基于智能、互联和新能源的城际交通、物流和新市政基础设施的投资潜力。单纯从投资体量上看，它们比市场期望的新“4万亿”未必占优，但胜在更长远、更可持续、更有未来。

从中国互联网经济的蓬勃生机来看，跟过往的基建投资由政府主导的模式不同，相当一部分新基建项目是市场驱动的，民间投资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举足轻重。若非那么多的资本前赴后继寻求风口勇于试错，中国不会拥有体量庞大且仍在快速扩张的互联网经济，不会将中国市场的规模优势挖掘到极致。

与之相比，传统基建的弊端是投资效率不高，产能过剩加大企业债务压力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房价高位续涨加大居民杠杆率。从“产出—投资”比率来看，传统基建项目的投资效率自2004年以来持续回落，在此背景下新基建的推出主要致力于加速信息化、智能化进程，与房地产的相关性并不强，进一步凸显了更高效的发展模式。

可以这么说，疫情期间线上需求的集中释放也为新基建提供了发展窗口期。能将中国经济的整体“在线”优势在疫情中展示得如此多姿多彩，就是这些年来市场以新基础设施为地基构建了一个全新的互联网生态。在这个过程中，市场和企业物竞天择优胜劣汰，面对无尽的未知因素，大胆创新不断试错。市场正是在这样的投资中承担了更多风险，也只有市场才能把这样的资源配置通过投资做好。政府要做的只是退后一步，创造条件让市场放手去做企业放心去闯。

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来看，稳投资势必要挑起大梁。此次疫情对传统消费旺季带来冲击，餐饮、住宿、旅游、交通运输等相关消费都受到很大影响，预计一季度消费增速会大幅放缓。此外，疫情波及全球经济及贸易，经合组织刚刚下调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这些都进一步增加了中国出口增长的不确定性。相对而言，加大新基建投资是托底经济的现实合理的选项。数字经济的发展离不开5G、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技术的支撑。这些既是基础设施，又是新兴产业，一头连着巨大的投资与需求，一头牵着不断升级的强大消费市场，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机构对新基建投资规模的大体估算

新基建能否填补投资缺口？国泰君安证券宏观团队直言，与动辄上万亿元的传统基建项目相比，新基建规模太小，对上百万亿元的经济体，拉动增速等同杯水车薪。

中信明明证券宏观团队认为：从专项债流向看，广义新基建占全部基建的比例约为24%左右，剔除了其中占比42%的轨交后，5G、大数据等狭义新基建的比重并不高。Wind数据显示，截至2月末，我国共发行了9498亿元专项债，其中用途为广义新基建（即包含轨道、产业园、新能源、互联网、污水处理、停车场等产业在内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专项债资金共2319亿元。

从PPP看，Wind数据显示，截至2月，广义新基建行业的PPP投资总额约为3.8万亿元，占全部PPP项目投资额的22%，子行业中轨道交通、园区开发这两项的投资总额共计2.5万亿元，占新基建投资的比重超过65%。综合专项债与PPP数据来看，新基建约占全部基建规模的20%～25%左右。

综合来看，狭义新基建的占比相对偏低。第一，新基建的占比持续升高，但目前传统基建仍占主导地位；第二，从新基建的分项来看，5G、大数据等狭义新基建行业的占比不足50%，轨道交通、园区开发等致力于传统基建补短板的广义新基建占绝大多数。

对此，本评论员的结论是，与传统基建相似，广义新基建补短板也将会对轨道交通、园区开发、公共设施等行业产生直接拉动作用，伴随着产业链的传导，建筑业、工程机械、水泥建材等上游行业也将迎来一定的间接利好。

5G基建：未来5年5G网络建设投资累计将达到1.2万亿元

到2025年，5G网络建设投资累计将达到1.2万亿元，仅网络化改造一项，未来5年的投资规模就有望达到5000亿元。另外5G网络建设还将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以及各行业应用投资，预计到2025年将累计带动超过3.5万亿元投资。

特高压：年内新审批线路或将带来1500亿元市场增量空间

银河证券在研报中分析，根据2018年9月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一批输变电重点工程规划建设工作的通知》，共规划了12条特高压工程（5直7交）。按照每条特高压约200亿元投资测算，年内新审批的7条特高压线路或将带来约1500亿元左右的市场增量空间。

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充电设备市场空间约2800亿元

银河证券在研报中分析，根据《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征求意见稿）规划，到2025年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汽车销量的25%左右，保守预计新能源汽车销量700万辆左右。以新能源汽车保有量2000万辆、车桩比1∶1估算，需要的充电桩数量约1880万台。

新时代证券对充电桩市场进行了测算，由于交流桩和直流桩价差大，假设充电桩均价1.5万元/台计算，对应的充电设备市场空间约2800亿元。以单车年耗电量2000度电估算，充电和服务市场将约400亿元。充电桩的加速投资将拉动充电设备需求显著增加，带动相关产业链公司收入和利润增长。

大数据中心：未来仍有较大发展空间

中泰证券认为，“2018年，我国数据中心市场规模达1200亿元，相比美国拥有全球44%的大型数据中心份额，仍不足其1/5 体量，未来仍有较大发展空间”。

平安证券认为，“按照信通院的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的全国IDC数据中心的机架数量为203.4万个，到2020年有望增长到326.7万台，增长迅速。数据中心的扩容，直接拉动的是服务器、存储、网络以及安全产品的需求，龙头企业受益将更为明显”。

人工智能：GPU将是人工智能时代的核心处理模块

中泰证券在研报中点评称，AI产业持续升温，2018年全球人工智能核心产业市场规模超过555.7亿美元，同比（较上年同期）增长50.2%，其中，中国市场规模为83.1亿美元，同比增长48.4%。人工智能需要大量并行重复计算，与GPU计算特征高度契合，GPU将是人工智能时代的核心处理模块。

工业互联网：行业将进入发展的快车道

中金公司称，“我们看好工业自动化行业2020年的需求复苏，更看好在工业互联网大趋势之下，工业自动化行业的长周期稳健成长”。平安证券计算机团队点评称，工业互联网作为国内新基建的代表，也是近年来国家政策引导和发展的重点。

新基建钱从哪儿来

相比于旧基建，新基建更关注信息化和创新领域。同等规模的投资应用钢筋水泥较少，科技含量较高，高新企业的主动参与度较高，地方政府领衔投资的依赖度相对较低。而当前地方债务水平居高不下，举债空间冗余度较小，期待地方财政和债务鼎力支持是指不上的。

不想单方面突破财政纪律约束，加大地方债务风险的话，只能在各方分担金融风险上想办法。对于如何充实新基建项目的钱袋子，中商智库首席研究员李建军的基本思路是只能在多元化的融资方式上想办法：

一是根据“资金跟着项目走”的原则，地方的项目储备和前期准备事关能否尽快形成有效的投资，而要实现四两拨千斤的引导作用，只能通过转型债、产业引导基金、担保基金等吸附市场资本。

二是银行贷款必须打破抵押品依赖的固有模式。新基建和旧基建的迥异之处是高技术创新，轻资产缺少抵押品。但由于相关项目多属国家支持的经济动能培育、转型项目，银贷设计应更多考虑未来收益权和知识产权抵押的产品。银行的理财和投资公司可从股债结合角度消除信息的不对称，为创新企业输血。

三是应设立专门的新基建投资信托计划或投资基金，为单一项目提供长期债权资金。由信托公司牵头和保险等长期资金合作，以解决基础设施建设周期长导致的投资回报期长这一期限的不匹配。

四是通过科创板力推较成熟的新基建领域典型企业上市，充分利用机构投资者的股权投资，培育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企业。

同时应提醒的是，地方政府在推进市场资本参与新基建的过程中必须做好“放管服”，优化项目投资流程，提高项目投资参与便利化，优化营商环境，减少市场资本参与项目的交易成本。

谈及今年各地重点建设项目的配套资金，新时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则表示，投资项目的配套资金整体上可分为预算内和预算外两部分，预算内来自财政收入、一般国债、地方政府债券、政府性基金调入等，预算外资金来自专项地方债等。发行政府债券是基建投资的重要来源，随着项目资本金比例的下调，信贷对基建的支持也将扩大。此外，还可以通过PPP调动民间资本参与到基建投资中。

对于政策支持和资金支持，360政企安全集团投资总监唐川表示，除了在项目立项、PPP管理领域提供优惠政策倾斜，还可以引导金融机构对高新技术企业提供更全面的配套资金，在专项债、ABS、REITs等工具上提供政策倾斜。

中信明明债券研究团队则建议进一步加大对相关民间资本以及企业的支持力度，如可以继续推进相关企业的减税降费、适当加大对研发成本的补贴、提高科技型企业的投资回报率等。

真正的“新基建”是放开市场活力

恒大地产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认为，除了硬的“新基建”，应该还包括软的“新基建”。近年经济社会领域“疫情”频发，经济持续下行，暴露出经济社会大转型背景下，政策一刀切层层加码、误伤民企中小企业、部分领域改革进程缓慢、民生投入不足、科技创新短板、舆论监督缺位、社会治理无序等一些问题，制度短板凸显，值得深思，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的紧迫性提升。

“泽平宏观”建议还应加强软的“新基建”：加强舆论监督和信息公开透明，补齐医疗短板改革医疗体制，加强应急医疗体系建设，加大汽车、金融、电信、电力等基础行业开放，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改善营商环境，大幅减税降费尤其社保缴费费率和企业所得税，落实竞争中性，建立居住导向的新住房制度和长效机制，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建立新激励机制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积极性，等等。

济南大学商学院教授、平安银行研究中心原主任赵建认为：中国当前最大的短板，不是传统的硬件基础设施，无论是旧基建还是新基建，如果脱离了市场经济去唱戏，只有账面的资产和堆积的负债，没有人创造真实的利润和现金流。虽然短期内能刺激需求，但长期内无法有效提升潜在增长率，最终还是会以债务高企、产能过剩、通胀和房价泡沫而告终。

一个市场经济体系的基础设施，分为硬件和软件两大部分，那么国家以此创造的核心资产，也就分为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两部分。有形资产是传统的基建，交通设施、信息网络、城市环境、产业园区等形成的物质基础设施，这些当然必不可少，是保证市场经济运营的基础。而更加重要的无形资产在制度层面又分显性与隐性两部分：显性制度层面的法律法规和体制机制，隐性制度层面的社会文化和契约精神。

想一想，中国改革开放40年创造的经济奇迹靠的是什么？每一次遇到危机后力挽狂澜靠的是什么？是大规模的基建投资还是制度体系的完善、改革和开放？答案显而易见：正是有了制度改革推动的经济增长，才有家底和能力大兴土木搞基建。真正的核心资产是好的制度和机制。40年的改革开放成就已经证明，从根本上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并不是那些钢筋混凝土基础设施，而是能带来预期稳定（人心）和激发要素积极性的市场经济制度与文化。所以，先进的制度和文化，才是国家长期积累沉淀、能有效抵御各种重大风险的核心资产。

一个国家的核心资产观，三十年来看物质基础设施是重要的（按照一般的有形资产折旧年限），但一百年来看，最重要的还是软件基础设施，即现代法律法治体系、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有利于现代经济繁荣的公民文化与契约精神，这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核心资产。

市场文化和契约精神的重要性，体现在人心上。如果我们把改革开放看作是解放思想的一项启蒙运动，其实它主要是打开了两个心结。一是改革打开的企业家的心结，让市场经济彻底放开了企业的活力；二是开放打开的海外投资者的心结，让全世界相信中国是以真诚谦逊开放的心态，融入全球发展中的国家。只有建立了这种国际信任文化，中国才能真正地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并创造“中国制造”的经济奇迹。

从这个角度来说，此次疫情的确是一个契机。后疫情时期的经济振兴规划中，新基建非常重要，但是任何一个看得更加长远的市场人士，都看到了对于中国高质量发展的真正的基础设施投资是什么。加大投入推进制度和体制建设，才是推动中国真正走出政策刺激怪圈，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国运投资”。国家核心资产的精髓是制度和文化，最需要的“新基建”是制度体系的建设。否则，一切不过仍然是一个相似的轮回。中国建材新闻网评论员 / 林诠，来源《中国建材》杂志